而且我經手的很多案子都和飛車黨徒或者毒品販子脫不了關係。

1980年代初，又有至少4萬名藏人流亡海外。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作用是確認宗教團體的選擇，並捍衛其信奉者的意願。

第17世噶瑪巴，另一位在1990年代得到中國當局承認的尊貴上師，至少還獲准在自己的駐錫寺院受教育——這個作法最終因為他於1999年潛往海外流亡而使當局臉面無光。這一家三口至今杳無音信。中國當局應當與他開展對話，允許他與西藏境內僧人自由交流，承認他派任的人員，廢止佛教教義中國化的命令，並撤離派駐西藏各寺院的官員。有關當局利用不實甚至偽造的程序，強迫其他僧侶將另一個同齡孩子堅贊諾布（Gyaltsen Norbu）認證為官方的班禪喇嘛轉世。諷刺的是，官方做這種宣傳的目的是展示中國政府容許藏人享有宗教自由。

中國政府必須對西藏的宗教及其信徒和領袖表現真誠的尊重，從現任的達賴喇嘛開始。出於各種原因，兩人之間的關係密切，尤其是享有選擇和指導對方轉世繼任者的獨特權威。二十一世紀以來災難統計的特徵，是人造飢荒的消逝，瘟疫與天災再次主導人類大規模意外死亡排名。

在總體層次研究中，前述弱勢群體透過居住地點、醫療、教育、住房或公共工程品質較差，或公共交通不便等中介因素，也會提高受災機率。本文將簡要回顧全球災難歷史，從疫情發展驗證災難社會學重要發現，最後，筆者將簡要討論台灣社會後疫情的因應策略。[2] 國家能力與民主化交織之下，會擴大對人民健康的公共投資，相反地，新自由主義使得許多福利國家的健康不平等惡化，可能是導致歐美疫情失控的脆弱因素。其中，筆者的跨國研究指出，國家能力非常重要，而且在民主國家影響特別大。

社會學家如何呈現人類社會因素對疫情風險的影響？依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與相關文獻，災難的風險函數可以表示為： 也就是說，災難風險的總合，至少受到下列四組因素影響： 災害潛勢：指造成意外事故的物理、化學或生物衝擊事件發生的期望值，例如地震規模、颱風強度，或是瘟疫的基本再生率與致死率。相對而言，社會學界更關注後兩個因素： 脆弱性：通常指影響人們受災期望值變異與離散程度的社會、經濟或身心條件。

公衛研究中有類似的概念－易感染性（Susceptibility），雖然也涵蓋類似脆弱性的健康不平等因子，指的通常是生物特性例如老年或幼年疾病，並且依此來隔離人傳人的途徑。影響一國脆弱性高低的因素，包括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醫療資源或品質、年齡或人口結構、政治制度或性別歧視因素等。全球災難相關資料庫的排名顯示，二十世紀造成人類死亡規模最大的災難，就是一個世紀以前的西班牙流感，全球死亡人數估計在5,000萬人到一億人之間，第二大災難是1959年到1961年間中國毛時代的大飢荒，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到4,500萬人之間，第三名則是1930年代的蘇聯大飢荒，死亡人數約500到800萬人，此外北韓饑荒、多場發生在印度、中國洪災達到兩、三百萬人死亡。全球疫情：人類脆弱性的歷史觀點 這次全球疫情具有重要的歷史影響力。

在台灣SARS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除醫療人員外，醫院外包的清潔工、白牌計程車司機、兩岸工作移民、東南亞家務移工、大樓保全人員、特種行業女性工作者、與磐石艦水兵等，都是職業不平等導致防疫漏洞的例子。[1] 顯然，二十世紀國家失敗的人造飢荒規模，不遜於瘟疫、地震或洪水。前述瘟疫毒性與暴露度，是醫界傳染病模型與公衛政策的核心。個別天災事件，則以2010年的海地地震、2004年的南亞海嘯以及2008年的緬甸颱風衝擊較大，死亡人數14萬到31萬人之間，災民達到百萬人，我們熟悉的中國汶川地震（死亡失蹤約9萬人）、日本東北海嘯與福島核災（死亡不足2萬人、核災影響撤離約15萬）已經低於此次全球疫情，而且病毒的影響力遠超過南亞海嘯、海地地震、緬甸風災、中國地震與日本核災的地理範圍。

在個人層次，中下階級或低所得家庭、因族群或膚色受歧視者、照護家庭的女性、身心健康狀況造成行動能力障礙者，受災風險較高。從這個「人類世」的角度來看，病毒是否由實驗室製造或有中間宿主，影響的只是首例的感染途徑，從延誤通報與掩飾疫情導致全球擴散來說，這次疫情確是人造的災難，中共恐怕無法迴避政治責任的歸屬。

更難得的是至今為止，台灣在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下，及早採取防疫政策而且成效卓著，對日後兩岸關係、國家能力建構、公民社會角色、與台灣中長期的產業政策及經濟發展方向，將有相當大的影響與啟示。實證上，我們可以從災難死亡人數來評估人類面對風險的脆弱性與其歷史變遷。

此前，全球大流行是1980年代以來的HIV，到2018年為止累積約4,000萬人感染，77萬人病逝，仍是本世紀重大挑戰，不過治癒有望個別天災事件，則以2010年的海地地震、2004年的南亞海嘯以及2008年的緬甸颱風衝擊較大，死亡人數14萬到31萬人之間，災民達到百萬人，我們熟悉的中國汶川地震（死亡失蹤約9萬人）、日本東北海嘯與福島核災（死亡不足2萬人、核災影響撤離約15萬）已經低於此次全球疫情，而且病毒的影響力遠超過南亞海嘯、海地地震、緬甸風災、中國地震與日本核災的地理範圍。實證上，我們可以從災難死亡人數來評估人類面對風險的脆弱性與其歷史變遷。前述瘟疫毒性與暴露度，是醫界傳染病模型與公衛政策的核心。[1] 顯然，二十世紀國家失敗的人造飢荒規模，不遜於瘟疫、地震或洪水。在台灣SARS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除醫療人員外，醫院外包的清潔工、白牌計程車司機、兩岸工作移民、東南亞家務移工、大樓保全人員、特種行業女性工作者、與磐石艦水兵等，都是職業不平等導致防疫漏洞的例子。

二十一世紀以來災難統計的特徵，是人造飢荒的消逝，瘟疫與天災再次主導人類大規模意外死亡排名。全球疫情：人類脆弱性的歷史觀點 這次全球疫情具有重要的歷史影響力。

在個人層次，中下階級或低所得家庭、因族群或膚色受歧視者、照護家庭的女性、身心健康狀況造成行動能力障礙者，受災風險較高。至本文截稿的5月17日為止，全球疫情的感染人數超過450萬人，死亡人數突破30萬人，這次全球疫情雖然對台灣衝擊較小，已是二十一世紀規模最大的災難之一。

當然，醫療數據有明顯的社會建構或政治掩飾問題，各國之間很難進行比較，不過仍然可以大致估計全球或一國平均值，以此基準來衡量各國或各地的防疫成果。本文將簡要回顧全球災難歷史，從疫情發展驗證災難社會學重要發現，最後，筆者將簡要討論台灣社會後疫情的因應策略。

在總體層次研究中，前述弱勢群體透過居住地點、醫療、教育、住房或公共工程品質較差，或公共交通不便等中介因素，也會提高受災機率。此前，全球大流行是1980年代以來的HIV，到2018年為止累積約4,000萬人感染，77萬人病逝，仍是本世紀重大挑戰，不過治癒有望。更難得的是至今為止，台灣在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下，及早採取防疫政策而且成效卓著，對日後兩岸關係、國家能力建構、公民社會角色、與台灣中長期的產業政策及經濟發展方向，將有相當大的影響與啟示。全球災難相關資料庫的排名顯示，二十世紀造成人類死亡規模最大的災難，就是一個世紀以前的西班牙流感，全球死亡人數估計在5,000萬人到一億人之間，第二大災難是1959年到1961年間中國毛時代的大飢荒，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到4,500萬人之間，第三名則是1930年代的蘇聯大飢荒，死亡人數約500到800萬人，此外北韓饑荒、多場發生在印度、中國洪災達到兩、三百萬人死亡。

[2] 國家能力與民主化交織之下，會擴大對人民健康的公共投資，相反地，新自由主義使得許多福利國家的健康不平等惡化，可能是導致歐美疫情失控的脆弱因素。公衛研究中有類似的概念－易感染性（Susceptibility），雖然也涵蓋類似脆弱性的健康不平等因子，指的通常是生物特性例如老年或幼年疾病，並且依此來隔離人傳人的途徑。

其中，筆者的跨國研究指出，國家能力非常重要，而且在民主國家影響特別大。影響一國脆弱性高低的因素，包括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醫療資源或品質、年齡或人口結構、政治制度或性別歧視因素等。

社會學家如何呈現人類社會因素對疫情風險的影響？依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與相關文獻，災難的風險函數可以表示為： 也就是說，災難風險的總合，至少受到下列四組因素影響： 災害潛勢：指造成意外事故的物理、化學或生物衝擊事件發生的期望值，例如地震規模、颱風強度，或是瘟疫的基本再生率與致死率。從這個「人類世」的角度來看，病毒是否由實驗室製造或有中間宿主，影響的只是首例的感染途徑，從延誤通報與掩飾疫情導致全球擴散來說，這次疫情確是人造的災難，中共恐怕無法迴避政治責任的歸屬。

相對而言，社會學界更關注後兩個因素： 脆弱性：通常指影響人們受災期望值變異與離散程度的社會、經濟或身心條件老師，我要怎麼到泰國找到工作？ 多年來，我在語言課會強調的是「泰文學得好，找工作沒煩惱」，但實際上也有不需要泰文就可以做的工作，特別是技術類、國際貿易這類的工作，這些工作數量並不少，而且經常也在找人才。Photo Credit：洪銘謙 情境二：台灣人只會中英文，但有專業能力。Photo Credit：洪銘謙 情境四：台灣人只會中英文，中國人會中英泰。

台灣與中國人才的成本比較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果不知道台商為何選擇中國幹部，可能會以為這些台商可能是受到政治傾向影響，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成本考量的問題。中國自推動一帶一路以來，每年都有大量且穩定的學生前往泰國交換或升學，而泰國也隨著與中國的互動密切，逐漸有穩定的泰國學生前往中國升學，這也使得中泰雙方的交流逐漸火熱，而擁有泰文能力的中國幹部人數，也隨著這種趨勢逐年增長，使得台商在2010年前後開始聘用中國幹部，他們不僅能使用中英泰三語，還有專業能力，且穩定度高於台灣幹部，因此成為台商的首選。

由此可知，雇主聘用一名台灣幹部每年至少要112萬。當時我也常跟學生解說到泰國創業的困難，以及自身需要哪些能力與條件等等，但我發現這種透過一個人跟一小群人解說的方式實在很緩慢，便向哲哲建議可探討關於雇用台灣人的這個主題，他也覺得這個點子不錯，因此又推出了一部探討泰國創業的影片。

今年4月多，我在臉書上看到網紅哲哲探討泰國工作薪水、工作環境、如何找工作的影片，這個話題從我2013年開始教泰語以來就很常碰到，因此當時很高興看到哲哲的分享。此時中國人是最佳選擇，但我碰到不少台商在這種情況下，會優先選擇台灣人（七成以上的回答）。